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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研究表明，屋頂綠化相當于地面綠化效益的60％。趙惠恩則將屋頂綠化的主要優勢歸納為“兩個半”：一個是緩解城市熱島效應，一個是發揮雨洪管理功能，“剩下的0.5，就是為城市生物多樣性做出部分貢獻。”他說。

據悉，在全球節能減排新形勢下，德國已有1350萬平方米的屋頂被綠化，約占德國屋頂面積的14％，其中80%為植被屋面；美國也在大力發展植被屋面，以更好地實現建筑節能、雨水緩排、降低城市熱島、吸收一定的CO₂；日本在墻面綠化和屋頂綠化方面同樣成績顯赫，利用輔助的拉網、掛盆等措施以及結合生態建筑推進綠化建設；以色列是一個非常缺水的國家，他們的灌溉一律采用滴灌。盡管條件苛刻，但在以色列仍舊隨處可見立體綠化的身影。掛在樹干和陽臺上的花盆不僅美化著環境，也凸顯了該國發展立體綠化的堅定決心。

“根據我國的國情，學習以色列的節水綠化意識非常重要。”趙惠恩解釋道，屋頂綠化和墻面綠化中的灌溉是制約綠化成活率的主要因素。在我國，立體綠化做得好的城市多在南方。比如最早開始屋頂綠化的成都，每到一處都可以看到視覺效果極佳的立體綠化工程，既緩解了城市綠化建設用地緊張的矛盾，又達到與城市生態和人居環境建設互補。

也正是基于上述現狀，趙惠恩帶領的研究團隊將課題研究突破口明確為兩點：其一，在較長的無降水天氣下，植被材料仍舊能夠正常生長；其二，扭轉佛甲草“一統天下”的局面，提升屋頂綠化空間的生物多樣性。解決了上述問題，北方地區的屋頂綠化景觀價值和生態效益都將得以提升。

隨后的幾年，研究人員以國內鄉土植物為主要篩選對象，前往華北、西北等地的高山、沙地搜尋植被材料。“例如，山體巖石上覆土層較薄，上面生長的植被小群落以及單體植被便是重點采集對象。能夠在如此艱苦的生境中健康生長，說明此種植物的適應性很強，而具備這一特性恰好是應用于屋頂綠化的關鍵。”趙惠恩說。

據悉，研究團隊在鄭州、北京、天津、呼和浩特等地進行推廣應用。通過屋頂及大棚試驗研究發現，當栽培基質厚度為15厘米至20厘米時，粗放型和半粗放型的屋頂綠化可選用的植物材料達40種。這些植物種類既可單一使用，也可根據基質厚度組合成不同的景觀模式。只有在極端干旱狀況下才進行1次至2次的澆灌，就可長期保持良好的景觀風貌，發揮一定的生態效益。

當栽培基質厚度為15厘米至20厘米時，粗放型和半粗放型的屋頂綠化可選用的植物材料達40種

趙惠恩強調，作為一門應用科學，其科研應以為行業及社會發展提供既經濟又高效的技術成果為目標，這樣的工作才有價值，有意義。此外，他認為，屋頂綠化的建管成本不宜過高。兼顧生態效益和景觀效果，甚至是生態效益為主的粗放型屋頂綠化值得廣泛提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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